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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收录了三位中国著名评论家所馔写的评论文章:

袁耀敏—俑与妖及第三形象(岛子)  

冲突中寻求融解——袁耀敏作品的清晰与暧昧(廖雯)

文化符号的荒诞和女性的表达——袁耀敏作品主题解读(邓平祥)

 

袁耀敏:俑及妖及第三形象

岛子

    俑,古代殉葬用的陶制或木制的偶人,如秦兵马俑者流。妖,艳丽、妩媚,如妖娆、妖艳。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引《三仓》:"妖,妍也。"《玉篇· 女部》: "妖,媚也。"三国魏曹植《美女篇》:"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宋苏轼《牡丹记叙》:"盖此花见重于世三百余年,穷妖极丽,以擅天下之观美。" "俑"的名词化语用和"妖"的形容词表语化,构成了袁耀敏近年来油画作品特殊的视觉语言意象,因而这两个意象也顺乎本文独立的阐释代码。
《谁是淑女》系列、《缤纷》系列以及《红墙灰瓦》,是袁耀敏继《时尚》系列和《龙凤配》系列(1995)之后,持续地以女性主义观念审视妇女文化历史和现实存在的新近探索之作。
在新作的三个系列中,女画家把秦俑的孔武、僵硬、呆滞、冷漠与健美女郎的妖艳、妩媚甚或肉感相互移置、复合,从而生成了"雌雄同体"的"第三形象"。"俑"与"妖"二者之间,无论从性别特征或文化涵义都属风马牛不相及的二元关系。秦俑为祭牺之物,是秦帝国的封建实用主义有关杀殉的想象替代物;"妖"的现实能指-健美女郎,则是女性男性化的一种拟态行动,这种拟态行动中止了生殖欲、性爱理念和幻想、怀孕哺育等女性的性别角色(sex,role),转而模拟男子气的阳刚和主动,籍以自己的对手(男性)的保护色以赢得权力,改换虚弱的屈从地位,以僭取社会角色(Gender)。 但正是在这二元对立的相异点上,袁耀敏显示了机智的女权反省力和灵动的造型才情。首先是雕塑,或雕塑感的造型因素把健美女郎硬梆梆的肌腱、夸张的拟态行动与秦俑写实的、陶化的、硬质的形体有机统一、平衡于一种谐滤的智趣。这种智趣的消解对象同时包容着美学上的阴柔/阳刚、性心理学的易性/易装(二者皆为恋癖)、女权观念的性别身份/社会身份以及政治学的压抑与解放等悖谬关系。
作品意义的生成籍以观念的先导,而观念的显征,则依赖于这些作品给出的"第三形象",既"俑"与"妖"有机容合后的一种混合代码,一种奇诡的意象,在此,不妨姑妄称为:秦俑脑袋麦当娜身子。有关"谁是淑女"的质询,使我们的读解从作品视象中的"第三形象"回到有关女性本质的思考和女权的终权关怀。
"淑女"的古典释义:从水,从叔。《说文 · 水部》"淑,清湛也",引伸义为善良、美好、温和,所谓"淑人君子,其仪一兮"(《诗·曹风· 鸠》) "淑气与时来,余芳随风捎" (陆机《塘上行》); "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楚词 · 桔颂》)。在中国封建父权制社会中, " 淑女"是男权中心主义的"父德"笼络对象,从而就成为"贞节烈女"的同源性的称谓和所指,这一所指关涉到几千年受屈辱和压迫的妇女历史。在妇女解放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女性一直处于两难的角色徘徊而焦虑,即对传统女性身份--"淑女"所指内容的彻底背弃还是有批判地回归"自然母性"。袁耀敏的作品恰好是对这一巨大情结的辩难和所隐,像她所绘出的"第三形象"那样,带有"淑气"的性别角色显然已被抛弃殆尽,但"秦俑脑袋"却在支配着她们的拟态行为。女性解放的现实结果产生了追求个性与享乐的"自由女性"和追求个人事业的"女强人",而实质上这二者都是 "女扮男装",朝向传统的男性角色认同,依然是"淑女"的现代化翻版。那种拟态的动作、姿态、体魄所显示的"阳刚之气"毕竟都是一种"扮演"或"权充"男性角色,以期"进入"父权制逻各斯话语,对秩序本身并不构成颠覆的威胁--哪怕是"潜隐的颠覆"(廖文语),而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贞淫道德观念依旧受"秦俑脑袋"的"操作"。西蒙 ·波芙娃在 《第二性-女人》中说过:只要女人"还挣扎着去蜕变成一个与男人平等的人,她就不能成为一个创造者。"这就是说两性差异即是相对的,也是本源的。女性如果因着"阳具艳羡"而自渐形秽,像老弗洛伊德所钦定的那样,就会陷入"恋父"深渊,无法改变自己的屈从地位,也无力成为人类文化创造的主人。因而,"秦俑脑袋"这一意象,隐含着女画家对女性角色的历史/现实的处境的揭示:另一方面是"缤纷"的性欲之花恣肆开放,成为"性经济"的主要消费对象和内容,"解放"和"平等"成为空洞的能指;另一方面"红墙灰瓦"式的男权框架内的女性性别角色仍然是"三围"标准的舞台动作设定。这既是历史文脉的窘困,又是现实的精神匮乏。
女性的性别角色之悖谬,是女性主义艺术家和学者们聚讼的焦点,而这一焦点中的节点问题是关于女性的本质与差异。既女人何为女人?女性与男性究竟有何不同?然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抑或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几乎尚未从意识的一切行动方向去探索两性意识的结构成份,然后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去发现两性精神活动的差异性领域。那种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心灵差异只是身体、生物学方面的特殊功能差别得结果--除此之外都具有"理性的心灵"的观点显得简单和粗糙。在此,精细的寻绎和观察表明:性别差异可一直追溯到精神本身的根源上去,这包扩女性的观念、判断、价值的结构相对于男性都是迥然不同的,从身体、心理到语言方式也都包含着不可逾越的本质差别,而女性价值特有的内在权力就在于:"女性喜爱的不是人的"'成就'和成就力的价值,而是人的整和存在的价值。" (舍勒《女权主义运动的意义》)
"人的整和性存在"与其说是对女性存在价值的判断,不如说是一种女性主义的社会理想和终级关怀。这个"整合性存在"表达着唤醒人类的爱心、理性和良知,使文明社会趋于更为人性和人情化的人类整体文化的使命感。差异的底牌无非是权力,然而女性专权亦并非女性主义的目的,其深刻内涵是消解、改造男性逻各斯主义,输入新的文化精神和意义,同时又要更新和转变女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尺度。
"整合存在"的价值观表明了一种古生物学的精神现象 学构想,那种在文化起源之初兼有 "雌雄同体"的双性文化特征,既母权制时代的人性平等状态。但是"返魅"的行动可能为时已晚,而筛选我们的传统-建构一种既体现男性生物学需要和精神深度又体现女性的直觉力量、和平主义的文化,则不失为力避矫枉过正的本真意识,这或许比之于解构之后的身份失落和无力感更具理性的自觉。
回到袁耀敏的持续质询和揭示,使我们能够籍此感悟到的可能不只是我们这些泛秦俑后裔 们的尴尬处境,也不只是"麦当娜身子"所象征的巨大而贫乏的肉欲痛苦,而重要的是把握生命存在的中心事实,耕耘两性深度和灵性,使之"缤纷",而且"妖娆"。
虎年正月,北京方庄

 
 

冲突中寻求融解

——袁耀敏作品的清晰与暧昧

廖雯

      如同所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女性一样,尤其是作为艺术家,袁耀敏也不得不同时面对古代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男性话语与女性意识的冲突。袁耀敏的作品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在这无法回避的两种冲突中寻求的迹象。

   起初她以类似波普(POP)的手法,将中国民间传统有著名故事的木版年画,与具有相同故事情节的现代人形象拼接在一起,如《龙凤配》、《灶王奶奶灶王奶奶》、《微笑》、《诞生》中,袁耀敏又尝试以现代女性形象、艳俗的色彩、变形得似乎草率的方法,篡改西方古典油画的经典情节,表现现代文明对古代传统的漫不经心的调侃。1995年的《时尚》系列,袁耀敏放弃佛教手势时,减弱了健美特定姿态的强劲和夸张感,也减弱了佛教手势特定姿态的柔美 和装饰感以及传统与现代、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依旧,而画面所呈现出的关系的冲突却暧昧起来。其一,袁耀敏选择的符号就带有很明显的暧昧性:莲花、佛教手势虽然看起来女性化,但由 于是宗教中使用的语言符号而呈中性意味,祥云则根本是无性的,健美形体由于都强调和夸张肌肉的健壮、发达,并以此为美,人们几乎只能从穿在健美形体上的比基尼辨认他们的女性性别,因此也呈中性意味。其二袁耀敏在健美形体上嫁接莲花高洁和出世感,画面所有物象都被处理成结实和世俗化,从而使语言符号间本来含有的冲突关系趋向暧昧。1996年开始的《新秦俑系列》,除了沿用健美形体,比基尼、莲花、佛教手姿等语言符号外,袁耀敏还直接选择了具有鲜明男性特征的秦俑。而重要的是,在以往已经有暧昧感的基础上,袁耀敏放松了文化语言符号间关系的理性、概念的理解,开始以明显的个人感觉方式随意协调和处理画面;秦俑、健美体型、佛教手势、莲花 都不再作为语言符号,而是作为描绘对象,本来具有鲜明文化含义和特定形式的语言符号自身的特点,被弱化成一些似是而非的因素,而结实、随意、懒散甚至女性 化的造型、姿态,日趋松动和感觉化的色彩、笔触都不仅加强了画面的暧昧感觉, 而且具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新秦俑No.12》有一个新的转折:秦俑竟然以一个普通女人通常的休息姿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一坐,标志着"冲突"的全面"融 解",用袁耀敏自己的话说,"站了几千年太累了"。解决了根本性问题,其他的 处理就迎刃而解。画面的一些因素都被一种统一的个人感觉"软化了:自如、松动 的笔触,把依然健康,结实的人体和莲花塑造得有一种蓬松感;柔和、单纯的色彩,取代了刺目的纯色,也给人一种舒服和休息的感觉;甚至中性的比基尼变成了敏感的女性内衣,秦俑的坚硬的男性化的铠甲变成了柔软的女性化围巾最新的 《新秦俑系No.13》,这种融解意味更为突出,技法也越来越强调个人感觉,从生硬的写实手法中逐渐脱离,趋于蓬松的用笔、趋于淡雅的色彩,乃至趋于含蓄的造型,使画面有一种迷离的感觉,至此,简单的冲突变为一种复杂的融解。
   纵观袁耀敏这几个时期的作品,她所关注的传统、现代,男性与女性的关系问题 的思路很清晰。袁耀敏似乎一直提示着这种关系的冲突,却又一直暧昧着这种冲突。冲突中寻求融解,这或许就是袁耀敏思考传统与现代、男性与女性关系问题所持的文化立场和艺术态度。

 

 
 

文化符号的荒诞和女性的表达

——袁耀敏作品主题解读


                    邓平祥


                                      一
    袁耀敏的近期作品在艺术主题上显示出女画家已由女性的自觉走向了文化的自觉,这个拓进使她得到了更大的表达自由和表达空间。虽然这些作品使我们相信她仍然是一个执着于女性主义理想的艺术家,但她却能以文化精神来观照女性主义艺术了。这样,她的作品就超越了简单的女性主义而具有了文化的高度和人学的特征。人是文化的主体,作为人,女性同样也是文化的主体。然而,“人只有在文化的创造性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化是以人为尺度的,它是人的外化和对象化,同时,文化也是人的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
    袁耀敏的近期作品在表达方式上概略地说,就是将文化符号荒诞化,亦即在荒诞的符号中创造女性的“欲望语言”和女性表达的个人性方式。
有人说,人是“社会的动物”,有人说,人是“理性的动物”,符号学家说,人是“符号的动物”“是运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且不说符号学是属于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符号学的提出无疑是人对文化认识和理解的丰富和深化。将它运用到艺术创造和艺术评论就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袁耀敏对符号的概念具有特殊的敏锐,因而她能将其运用到自己的艺术表达之中。
秦兵马俑自出土在世界范畴引起了轰动,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现在秦兵马俑已经成为了象征中国的一个巨大符号,这个符号既是文化意义的,又是历史意义的。以至于人们只要看到这个符号,有关中国的无限信息就会融入这个符号之中。这个认识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可能还不够强烈,但当你身处欧美的文化语境中你就会惊异地发现这个符号的魔力和巨大的容量。也许在这个时候你会对发明符号学的西方哲人产生敬畏之感。
    袁耀敏选择秦俑作为自己的艺术表达图式符号是颇具用心的。从秦兵马俑符号本体来说它的内涵是:孔武、威严、铁血和阳钢,而从女性的视角看这恰恰是男人的事业,是男性意义的象征。无疑,袁耀敏首先是从这个意义上选择了秦俑这个符号的。但这仅仅是女画家主题内涵中的一个层次,她在艺术表达中赋与秦俑是多层次的。在她的表达主题中还包括对文化的反抗和男权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当代男性的失望。近些年来在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中不绝于耳的“阴盛阳衰说”和“阴性文化说”,和女画家的主题是异曲同工的。
    在秦俑符号的演绎过程中,袁耀敏尽情地冒犯着这个符号原有的崇高性和神圣性,她冒犯的方式是使用一些与女性性特征有关系的符号,足以令有羞涩心的男女们不忍卒读、不能瞠目。这个时候,人们会发现以传统的审美观念来接受这些作品已经不行了,于是与审美对应的概念——审丑就被自然地提了出来。“审丑”是现代艺术为艺术哲学(美学)提出的新问题。的确在艺术进入现代形态后,经典美学己不能回答和包容现代艺术的全部,于是有学者从辞源上考证出在古希腊文字中美学一辞应为“感性学”更恰当。在学术界美学一辞是否能为感性学取代,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经过实践的检验,人们认为它更适合于艺术那也是后话了。但是经典美学对于现代艺术的偏颇这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于是有艺术史家说:现代艺术是审美和审丑的合题。
    “合题论”对于解读和阐示袁耀敏的作品无疑提供了理论的根据,现代艺术的确非审美一辞所能了得,它根源于深刻的哲学背景和人学背景,从尼采的“上帝死了”一出,价值重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于是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经典美学就开始被人质疑了。

                                   二
    荒诞是袁耀敏作品的特征,也是她的艺术表达方式。
    为什么要荒诞?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但如果单就艺术家本身而言则是根源于艺术家天性中的真实和艺术家精神和思想上的深刻矛盾。袁耀敏即是这样的艺术家,她真实而又执着,使人容易联想到米兰·昆德拉笔下的萨宾娜(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主要人物,女画家) 她做人做艺术家的一个座佑铭就是拒绝献媚——包括向男人、向权力、向体制和流行等等。我对袁耀敏的认识和了解也是从这一点开始的,这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有思想、有个性的人又总是矛盾的,否则他(她)就没有问题、没有动力、没有创造。当然矛盾也有大小之分,形而下的矛盾人人有之,形而上的矛盾则只有不多的人才有。
    荒诞就是与理性背道而驰,它所表现和呈示的是不合理性、不调合性、不可理喻性和不合逻辑等。从哲学上说,荒诞指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自我之间和谐的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存在无意义的深刻的荒诞感。按照尤奈斯库的观点:荒诞是“人在与自己的宗教的、形象上的、先验的本源隔绝之后”而出现的。尼采说:“我们要有艺术以免死于真理”,尼采这句话怎么理解?现代不少哲人都认为:人生的本质是欲望和痛苦,生命本身是悲剧的,而摆脱和超越痛苦、欲望的途径唯有艺术。这一点尼采和叔本华、包括海德格尔都是一致的。他们都将拯救人类精神的使命寄托于艺术。所以只有艺术才能使人避免死于真理。真理难道这样可怕吗?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很多毁灭人性和压制自由的东西都曾经奉为“真理”,但终究为历史还原罪恶和谬种。所以如尼采一类的悲观主义哲学家对“真理”失去了信心,而导致他们最后求助于艺术,这当然是哲人们的警世之语,但其中深刻的思想是值得现代人深思的。
    袁耀敏艺术的荒诞形态在根源上( 可能是自觉而又不自觉的) 是可以追溯到哲人们对人和世界的深刻认识上去的,虽然她和哲人们面对的对象很不一样,但其方向是一致的。从这意义上说,袁耀敏在内在精神上也是悲观主义的。袁耀敏看到在现实环境中,一切崇高、神圣、高尚的东西都被工具化和功利化了,而艺术在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功利和物欲的抗拒。在这个时候袁耀敏发现常态的方法既不适合于现实也不适合于她,因此她自然地选择了荒诞,她甚至认为现实的荒诞唯有荒诞的艺术不足以表现,不足以真实,不足以具有力度。荒诞主义文学大师加谬说:“为了使一件荒诞的艺术作品实现,最清晰的思想方式必须包括在内,但同时思想只能像节制的智慧,不能明显。” 荒诞主义艺术家是现实逼出来的,它是对现有理性、法则的超越和反驳,它不是胡为,它需要不一般的智慧,因此——“最清晰的思想方式必须包括在内”。
    我从袁耀敏作品的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一以贯之的思想方式,这个思想方式转化成为她的艺术观念,使她一直执着于自己的艺术主题和艺术方式。


                                      三
    袁耀敏敏感的艺术主题在秦俑符号的诠释中至1998年出现了一个新的主题——《淑女》,后又发展成为《谁是淑女》。从辞义上说“淑女”是中国传统伦理中女性的典范,它强调纲常对女性的规范,在这种规范中女性的生命意义和自由意志是被压制到最低程度了的。中国现代的妇女解放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但不幸的是它归于了政治运动。这样所谓女性的解放就失去了人性的本源。尤其是当这个运动被工具化和功利化了之后,女性的解放就走向了所谓“男女都一样”的无性别差异的极端,“铁脚铁手铁姑娘” 、“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政治激情使女性的解放走向了死胡同。袁耀敏的这个新主题是包含了上述背景的,但同时也包含了经济大潮中女性命运的背景。从“爱武装”的女性到女强人,内容不一样,形式却是相同的。而当这个主题和秦俑符号结合后,袁耀敏的作品在荒诞性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戏谑性的效果。显然,袁耀敏是试图在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思绪中通过《淑女》主题来寻找现代女性的自我和身份的。就像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阿达莫在《自白》中发出“我是谁”的呼喊一样,袁耀敏通过自己的作品发出了“我们是谁”的呼喊。
    不久,袁耀敏在《淑女》主题之后又创作了《热兵器时代——新秦俑》系列。这些作品更加激烈、更加刺激。通过这个系列的作品女画家将自己的女性母题推进到一个酷烈的程度,袁耀敏最终还是使自己创造的女性在“孔武”这个层面上与秦俑汇合了。
    在袁耀敏主题的多重内涵中,《热兵器时代——新秦俑》系列提出了“暴力”的问题。我不知道袁耀敏对我们文化结构中的暴力成分有何认识,但袁耀敏的目的是明确的,即以此暴制彼暴,使人对暴力产生新的感性认识,从而达到消解和解构暴力的目的——因为,女性在人性本原上是对暴力抗拒的。
    现实生活中袁耀敏并不激烈,甚至有些温和。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一样都是丰富、复杂甚至矛盾的。单就形式而言,文不必如其人,这不是艺术家人格的分裂,因为艺术既可能是艺术家的理想和希望,也可以是艺术家的想象和幻想,或者其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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